2008年12月15日，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要求：“要把进行科技评价、举荐创新人才作为科协所属学会的重要职能，积极探索科学合理、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评价体系，用对科技工作者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的社会承认 来引导和激励科技工作者，更加充分地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”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—— 李小文博客上引用


　　科技评价体系从来都不是单独出现的，在外，往往跟科技奖励，科技项目相挂钩，作为配套而使用。在内，对于科学家来讲，他们的科研欣赏力、科研评价能力，往往也标志着他们自己的科研水平，以及未来可能成就的高度。这种能力也是需要训练的，非常遗憾，目前的中国科学体系中，却往往缺少这种对科学家训练的机会。也许有不少的科学家，能做出自己的文章，但是却缺少一种对整个领域的美的欣赏力。
　　所以，在外在内，都确实需要中国科学家们思考，怎样提高我们的科技评价体系。
　　下棋要看大局，本文不会拘泥于一些科技评价体系中的局部细节，如很多科学网博主所抱怨的道德和人际因素（海龟和土鳖在这一点上倒是保持相当的一致）。跟下五子棋一样，把棋下开出去，而不要斤斤计较于内部，方有可能不断有下招。
　　总书记将科技评价的任务，交给科研学会，说明国家上层确实是知道发展科学的内在规律的。科研学会，是科技评价体系中的重要一维，还有另外两维，校级科研评价和奖励体系算是第二维，大学是实体结构，学会是虚体结构，两维正好形成经纬线，若再加上“学派”这一维，形成三维结构，这样的科技评价体系的框架就立起来了。
　　现在的科技评价体系，之所以诟病多多，参照我的三维说法，就可看出，国内是在这三维上，每一维都非常的弱，在这么弱的基础上，国家级的项目评审，乃至国家级科研方向确定，出现科学网博主们抱怨的诸多问题是可以想象的。
　　让我一维一维说起。

　　第一维，先说最基本的，即我博客上曾经呼吁过数次的，建立校级科技评价和奖励体系，试想，如果普通科学家们，年轻科学家们，不在他们自己学校，自己院系开始，就参与学术评价和学术交流活动，等成名之后，一下子就上到国家级评审，显然在概率上会出现相当多的不称职现象，不一定在于这些科学家们动极不纯，最大的一个原因是，他们一直以来，就缺少学术评价的个人训练。
　　学术评价和学术交流活动，具体是落在各专业方向的定期讨论班（Seminar）,系院部校级的讲座（Colloquium）。想想看，有多少中国科学家，是主动地、自觉自愿地去做好这些事情的。反躬自省，因为各专业方向的定期讨论班（Seminar）的缺乏，导致中国科学家包括他们的研究生们，缺少这一重要的科学训练过程，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科学视界、眼界，伤及未来的高级科技评价。
　　另一方面，这种过程的缺乏，也让某些外行人，甚至是某些科学家，将教学能力跟科研能力相分割，认为刚毕业的博士们，可能科研能力够了，但教学能力还需大大提高。其实，做科研，并不是一个人在那埋头写文章，不跟别人交流。讨论班（Seminar）制度，是科研过程中的重要一环，博士生们，除听那些高阶科学家们的讨论班（Seminar），还有自己的讨论班（Seminar），自己上台讲，高阶科学家们在台下听，这样几年下来，对其教学水平的提高，比那些直接去工作教书的同龄中学教师要高很多，为什么，很简单，听众水平更高、更挑剔。
　　我那几篇相关于此的博文中建议，各大学应该形成各自特色的校级科技评价和奖励体系，以此制度进步进行校际间人才竞争，而非仅靠当前的财势和气势进行人才竞争。

　　第二维，学会级的科技评价体系，是非常重要的。在国际数学界，影响力最大的奖项，如Fields奖，是由国际数学家联盟（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Union）举办的，这是诸国数学会联合而成的。它的权威性，是跟钱无关的，奖项本身的金额可谓极少，对数学界的“引导和激励”可谓极大。
　　欧洲数学会，也依此类似办了一个他们的奖项。最近，中国数学会也开始举办类似奖项，不过，还是尚有诸多期待改进的地方。实际上，在笔者看来，中国数学会有很多可以施展的地方，却动静不足，实干缺乏深度，宣传缺乏广度。
　　顶级科技评价，必须由“学会”来完成，这是大学-校级和项目-国家级所不能做到的事情。同时，学会在推动专业方向的建设方面，也负有不可或缺的责任，原因在于，与大学相比，学会更应该是学者们的自治团体，其自治的权威性，就来源于学者们的学术水准。也许，正是这一点不正，反而阻碍了学会权威性的影响力。

　　第三维，“学派”级的科技评价体系，前面两维，起码从形式上看，国内都是建立起来了，大学起码占了那块地，虽然这块地上干的事情，不见得就像个大学的样子；学会呢，起码挂起了那块牌子，谁是会长、理事长，总是大家都晓得，虽然绝大多数科学家们不知道这些会长、理事长的学会工作成绩是什么。这第三维“学派”，基本上在中国，连形式都不具备。
　　“学派”，相比于大学和学会，更加个人化，因而也更加具有灵活性，相比于后两者，能够更加敏感地捕捉到最新科研方向和重大科研进展。有些重要科技进展，如果等到已经人所共知，或者甚至等到得了大奖，国内才知道，才跟进，可以说就太晚太迟钝了，但不幸的是，这似乎是不少研究领域的常态。
　　“学派”，相比于大学和学会，可以更容易地跳出狭窄的实体框框。建立一个科技评价体系，最根本的是，这个评价体系不能固步自封，只去评价那些要申请项目的人、要申请奖励的人的水平，更重要的是，平时就要去进行学术交流和学术评价，而更～更重要的是，不能仅限于国内科学家，而要对全世界的科学家，尤其是那些重要的，或显示出重要性的，做出工作评价。只有这样，中国的科学技术，才能真正上档次，而不仅仅是停留于“分钱”。
　　更－更－更重要的是，识英雄于小树生根之时（与上同理，包括国内和国外学者），在历史上看来，这个任务，都是落在学派身上。仅从学派内部传承而言，尚不提及学派慧眼识珠出的外部学者和相关科研方向，某些国际数学大师，其学生和学生的学生加起来，动辄上百人，覆盖住了该领域的很多高阶科学家，从而形成的“学派”，源远流长，传递下来数十年，上百年。这样的大师，国内似乎仅见华罗庚有如此级别的影响力，可惜的是，华罗庚的那些优秀学生们，虽然每人都是数学高手，但在传承力度上，都还有些欠缺，可参考王元先生著的《华罗庚传》（脱销后不知来自何方的阻力，被禁止再版，大家猜，因为是里面讲的文革的事。毕竟，伤痕文学能发，因为那只是故事而已），还推荐最近出的徐利治的口述自传。
　　这种大师级的人物，全中国科学界只要能有20多个，局面将大不一样。千人计划的额度是2000人，也就是说，我认为，一个科学大师，将顶得上100个千人级科学家。
　　当然，科学大师的个人津贴，不见得就是这些千人级科学家的百倍，如陶哲轩（Terence Tao），无疑年纪虽轻但已经属于数学大师级的人物了，其年薪，因为UCLA是公立学校，网上可以查到http://ucpay.globl.org/，为38万美元，也就是初阶教授们的3倍多而已。当然，他肯定还有相当的科研项目，供其数学事业调用。
　　当然，学派的养成，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更不是指令加工的事，它更基于个人或个人团队的修炼，植根于校级和学会级的土壤之中，在此，确实是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可做，如大学对讨论班（Seminar）支撑制度，如学会对图书馆支撑制度。
　　言过于此，用以支持李小文的倡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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